始于1848年的魏玛岁月在李斯特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决定同卡罗琳·冯·赛因-维特根斯坦（Carolyne von Sayn-Wittgenstein）侯爵夫人同居——后者于1847年在基辅同李斯特结识并从此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放弃了自己作为钢琴家的演奏生涯，而在履行自己作为“非正式宫廷乐长”的官方职责之余，将精力集中到了作曲之上。受到自己从事指挥工作的经验的鼓舞，李斯特投身于交响诗等新体裁作品的创作之中，同时也开始修改一系列自己已经或未曾发表的作品。
尽管李斯特通常一有新作品的构想就会很快让其落纸成文，但往往会将初步写成的内容搁置起来，日后再对其加以程度不一的修订。因此他有大量作品存在两种或更多版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李斯特交付出版的很多作品只呈现了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的、尚未最终敲定的阶段。第2号《匈牙利狂想曲》这个例子就有力地表明，即便是被视作已经完成的作品也会再度遭到审视，且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就会轻易地被改头换面——第2号《匈牙利狂想曲》得到修改的契机是，出版商利科尔第（Ricordi）求问能否授权出版一份意大利语版乐谱（参见HN 1586的备注）。同李斯特合作的出版商们显然不会对这种持续不断的修改喜闻乐见，以至于李斯特曾于1863年请求其中一位出版商原谅自己“精益求精的癖好”，称其已成为“一种无可救药的顽疾”。
首印版钢琴缩谱（1862）和总谱（1863）的共用封面
著名的《降E大调第1钢琴协奏曲》和《A大调第2钢琴协奏曲》都是创作历程漫长、存在多种版本的作品。当我接到为第2协奏曲制作一份新的精校版钢琴缩谱的任务时，一下就被丰盈的源文献压得不堪重负，几乎被彻底击垮。不过，随着工作的日益深入，这些源文献的定位和分类就显得愈加清晰。作曲和修改在流程上往往遵循同一种范式：作曲家写成手稿——抄写者誊录抄本——审阅与修改——形成新的作曲家手稿和新的抄本。总括而言，第2协奏曲的钢琴部分和管弦乐部分各有两份完整的作曲家手稿和四份抄本存世，这些源文献都是保存在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的李斯特遗物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李斯特乐谱藏品都已在网上公开，所以我们可以在电脑屏幕上仔细地观察其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2钢琴协奏曲可以被划分为三到五种版本，这取决于怎样定性每一份新完成的抄本中出现的程度不一的改动。我决定采用五种版本的划分方式，但我开始工作时尚缺少最终版本的一份重要源文献。问世时间最晚的一份魏玛抄本是李斯特的学生汉斯·布隆萨特·冯·谢伦多夫（Hans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抄录的，他也是该作品的被题献人。李斯特对这份抄本做过两个阶段的修改，第一阶段在该作品首演（1857年1月）之前或紧随其后，第二阶段为1861年1月的再次修改。但这份得到了作曲家认可的抄本没有被用作排印底本，证据是其中没有任何来自出版社或排印者的笔迹。可能是这份抄本中过多的涂改和覆盖贴条使之不再适合被提交给排印方。因此必定有另外一份迄今不为人知的抄本充当了排印底本。
李斯特向B·朔特子嗣出版社推荐第2钢琴协奏曲的书信节选（1859年1月22日信件，柏林国家图书馆）：“我觉得这部作品【即第2钢琴协奏曲】很适合以类似第1协奏曲的方式出版……”
通常而言，找到这样一份排印底本的希望十分渺茫，因为出版社一般不会保存这类抄本，或者保存了它们的出版社档案馆已不再能接触到。不过，第2钢琴协奏曲是在美因茨的朔特（Schott）出版社付梓的，因此还是存在一点点机会。我询问了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该馆自2014年起收藏了B·朔特子嗣出版社的旧生产档案（相关内容亦可参阅关于塞巴斯蒂安·李的博客文章）。结果果真如愿：在出版社编号16617的一系列文件夹中找到了第2钢琴协奏曲总谱的排印底本，此外还有钢琴缩谱的排印底本，以及1880年才出版的钢琴独奏分谱的排印底本。总谱的排印底本是又一份在魏玛问世的抄本，出自李斯特的学生卡尔·格策（Carl Götze）之手：该抄本十分整洁，末尾有签名和日期，其中还有李斯特用红笔添加的一些记录。
一个显著的实例应可以体现这份此前不为人知的源文献的重要意义。比较总谱和钢琴缩谱的刊行本可以发现，钢琴声部第496小节中的左手部分有一处令人在意的差异。
总谱，第494—496小节
钢琴缩谱，第495—496小节
在总谱中，第496小节从第2拍开始弹奏的是一个和弦b/d♯1/f♯1/a1，它在和声上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管弦乐队演奏的也是一个B大调的七和弦。而钢琴缩谱中印的却是g♯/b/d♯1/f♯1，毫无疑问，这里的g♯有悖和弦法则——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印错误吗？如果研究一下诞生时间更早的源文献，这处差异就愈加令人在意。
第496小节是一处被多次改动过的段落，它看起来的最终形态来自李斯特对一份更早的抄本的校正，该抄本由作曲家当时的助手约阿希姆·拉夫（Joachim Raff）制作。这处和弦在李斯特新写成的手稿中被记录为f♯/a/d♯1/f♯1，布隆萨特的抄本沿袭了该内容，李斯特也未对此作出改动。至于总谱刊行本中为何出现了一个在和声方面合规、但在组成方式上不同于作曲家手稿的和弦，我们可以借助新发现的印刷底本来解释。
左：作曲家手稿中的记录（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
右：排印底本中的记录（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
首先是格策在抄写时误将该和弦记成了g♯/b/d♯1/f♯1。因为格策的抄本也充当了钢琴缩谱中钢琴独奏部分的底本，故刊行版钢琴缩谱继承了该错误。之后，一位不知名人士用铅笔将这个不合规的g♯划去。我们推测，这可能导致了该和弦在现已不存的印刷校样中缺少了一个音，于是李斯特不得不在校对时为它补上了一个七度音a1。或许可以称之为生产性的错误，因为从原来的f♯/a/d♯1/f♯1到最后的b/d♯1/f♯1/a1的变化尽管可能得到了李斯特的认可，但肯定偏离了作曲家的本意。因此，敝社的原作版乐谱承袭了b/d♯1/f♯1/a1的最终版本，但在脚注中提醒读者留意乐谱备注中对该和弦的“历史”的说明。
由此可见，通过研究总谱的排印底本，我们至少得以澄清亨乐原作版乐谱（HN 941）正文中的一部分有争议的问题或矛盾。考虑到李斯特在记谱方面“精益求精的癖好”，这亦不算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