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le-Blog

我们各个数字媒体平台的忠实访问者已经知道，在“Henle4Strings”的口号下，2022年的重点是弦乐四重奏。因此，现在也是我们的博客开始关心这个话题的时候了，特别是——除了定期报告莫扎特弦乐四重奏项目的进展之外——因为这个体裁在这里还没有得到适当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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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1872-1915）

我承认，在打出这篇博文的标题时，我不得不快速看了一眼以确定：斯克里亚宾只有150岁？但这是真的。因此，这位俄罗斯钢琴家和作曲家只比勋伯格大两岁。虽然我完全知道斯克里亚宾后来的作品超越了调性的界限，但我本能地将他置于十九世纪，比十二音技法的创始人更早。但在这里，这个文章不应该是关于比较的。我对他较晚的出生日期感到惊讶，在于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简要回顾一下G.亨乐出版社以前出版的斯克里亚宾版本以及这位俄罗斯作曲家音乐风格的变化。斯克里亚宾——浪漫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 阅读更多 →

莫扎特 (1756–1791)

“好事成三”（All good things come in threes）——当我坐下来论述下面的文字时，我想到了这句话，之前我已经在亨乐的博客上发表过两次关于莫扎特著名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Alla Turca，土耳其风格）的文章。第一篇涉及轰动一时的布达佩斯莫扎特奏鸣曲部分手稿的发现及其编辑后果，最终导致了我们的新修订版。第二篇首次揭开了莫扎特亲笔手稿的最后页“Rondo Alla Turca”的上的“重复”指示，这在以前是被误解的。现在是第三篇：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完全未知的、莫扎特时代的抄写员的副本（！）。 阅读更多 →

费迪南·大卫（Ferdinand David，1810–1873），J. G. Weinhold的石版画，莱比锡，1846年

长号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但也充满争议的乐器。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早期的第一个伟大的全盛时期之后，它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长期处于小众的地位。我们要感谢贝多芬将其“重新融入”交响乐团，从那以后它已经变得不可或缺（见我们2020贝多芬年的相关博文）。在20世纪，长号才作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独奏乐器真正进入了自己的领域——其多样的音色和演奏技巧首先在爵士乐中得到了珍视（这里是传奇人物J.J.约翰逊的一个例子）。 阅读更多 →

遗憾的是，新冠疫情仍然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这意味着降临节和圣诞节期间许多的音乐会再次被取消。我们期盼，到2022年春天，我们将看到复苏，特别是对那些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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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定义速度。速度没有自己的存在，所以它既不可能是错的，也不可能是对的。世界尚未理解的是：速度（tempo）与速度（speed）无关[…]。没有一个单一的速度，让你可以从柏林带到伦敦[……]。速度标记‘92’。92是什么？[……]这是愚蠢的！每一个音乐厅、每一首作品、每一个乐章都有自己的绝对速度，恰恰定义了这种情况——而不是其他情况。”

（摘自《速记拥抱》，谢尔盖·切利比达奇，Sergiu Celibidache，Con Brio出版社 2002） 阅读更多 →

我今天的博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是故意自相矛盾的，具有挑衅性。肯定有什么东西被编辑了，否则这本精彩的新原作版就不会出现在G. 亨乐出版社的目录中。但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是在处理一个特殊的文献学案例，乍一看没有问题，是的，我甚至可以说：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但仔细检查后却发现相当令人不安。 阅读更多 →

加布里埃尔·福莱（1845–1924）

福莱以其精致的调性语言著称，在他的作品中，旋律、节奏和和声等关键参数都显得非常细致。与之相反的是，他的作品避免了华丽的效果，而且对比度也被不同程度地暗淡化。这往往导致微妙的疏离感，乃至达到含糊矛盾的极致，特别是在和声方面，在全音、半音和调式的回忆中交替出现。 阅读更多 →

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op. 104）对大提琴家来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但对原作版的编辑来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噩梦。不仅——就像德沃夏克经常做的那样——乐谱和初版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差异，而且即使是在个别资料中，特别是在独奏部分，也一再出现差异和含糊不清的情况，无论是由于亲笔手稿的多次改写覆盖，还是由于分别印刷的分谱与总谱或钢琴缩谱之间的关于力度标记和段落的细微差异。德沃夏克本人在1895年秋天写出的第一版的制版范本确实很有帮助，但不幸的是，它已经丢失了。几年前，在纽约出现了一个早期的独奏部分的独立副本，显然是来自德沃夏克本人的年代和环境，它在某些地方出现了精确计数的“空白小节”，令人惊讶。 阅读更多 →